目前，随着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经济速度不断加快，我国医疗卫生体系随着社会需求和市场转型，出现了许多社会矛盾，如卫生资源配备不合理：我国占全世界人口的22%，而医疗资源支出仅占全世界的2.1%，城市医生资源和农村医生资源配备严重失调。公共社会高效不健全。

　　目前我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设备、医护人员、意识、预警机制等都严重滞后。社会医疗保险不完善，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仅占浙江人口的27%，而农村医疗保险仅占所有医疗保险的20%，也就是说中国有6700万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。这样农村患者一旦患有重大疾病，仍需到大中型城市就诊，这就增加了城市医疗体系的供求矛盾。同时也为农村患者背上了沉重的医药负担。

　　从中央到地方政府，从卫生部部长高强到普通患者都十分关切中国的医疗改革。国际社会把中国的医疗改革视为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参考。中国百姓把医疗改革看成是和谐社会、科学发展观以及政府领导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为医疗改革关系着百姓的生命高效和切身利益。近来，无论是政府还是医师学者，以及广大百姓都各抒己见。拿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。卫生部把医疗改革放在头等大事上抓，这说明中国医疗改革迫在眉睫。

　　在市场经济的国度里，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增长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魅力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医疗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滞后与经济过渡和转型的必然产物。这一滞后现象，并不能归罪于哪些政府或哪个领导人，因为中国医疗体制实行了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性医疗体制，要想改革这一整体结构，需要时间、经验、思想转型、体制转型、产权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措施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。从以往欧美的经验来看，一个国家的医疗体制改革和转型需要11年时间，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1/4人口的大国，把90%为国有产权的医疗结构改革成社会化、和谐的医疗体制，至少需要5-11年的时间。所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：“我国将在2011年 基本上让百姓能看得起病。”是中国政府很大的决心，也体现出中国政府的魄力。

　　从从事十几年医疗管理的经验来看，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医改应该首先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：

　　一、 政府应该积极引进外资、鼓励民营企业、开展高档医疗服务，尽可能满足高消费需求人群的就医环境。几年前，中国政府尝试性地开展了外资进入中国高消费医疗市场的经营，如：SOS、北京和睦家医院、瑞尔齿科等独资和合资医疗机构。通过几年的经营，这些医疗机构确实填补了中国高消费医疗市场的空白，满足了境外人士在华就医和中国高端消费人群的健康需求。而且从服务理念、经营品质、健康意识等也为中国国有医院树立了典范。这样“洋医院”不仅为中国的医疗市场引来了新鲜的管理机制，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国有医院的高端市场带来了竞争机制。中国国有医院“门难进”、“脸难看”、“话难听”、“钱太贵”等滞后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，已经受到了外资医院的冲击。目前有很多国有医院也纷纷改变了服务态度以及经营理念，这不难看出像老黄牛一样的国有企业看到了小老虎的出现，不得不有一种危机感。

　　二、 国有医疗机构应定位在平价医院的基础上，作为政府医疗机构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自己的百姓创造一个平价、舒适的就医环境。卫生部部长高强多次召开会议反复探索和研究社区医疗的出路。社区是一个收费低，只能处理基础医疗的小医院，如感冒、发烧各种炎症以及各种急症。其他病类应该转为三级甲等国有大中型医院。

　　三、 大力发展医疗保险：政府应采取行政手段开展城市和农村社会医疗保险。鼓励商业保险，无论是内资和外资都可以进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医疗保险，填补中国医疗保险的空白。使中国额医疗事故、医疗责任以及医疗费用保险化。真正用行政体制约束医疗保险行为。欧美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占浙江总人口的9%以上，加拿大几乎百分之百参加了国家医疗保险，也就是说加拿大的国民看病基本不需支付任何费用。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的经验，迅速地使医疗保险市场规范化、社会化、制度化，使社会、政府和百姓都有社会医疗的高效感。突如其来的“非典”，提醒了政府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，再大的政府也承运不了公共卫生的风险及自然灾害。所以应该把风险分摊给全社会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抵御各种公共风险。真正用科学发展观创造一个文明和谐的医疗文明社会。